■张 锋
身边许多人都知道，我有着浓郁的阅读和写作情结。其实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一直埋藏着一个文学编辑的梦想。
1981年，15岁那年，我走进了淮阴师范学校的大门，在这个美丽而简朴的校园里生活了三年。那是一段特别愉快而充实的时光。在这里，我播下成为文学编辑这颗梦想的种子。
当时教我们语文的是矮小黑瘦、脚上常年穿着一双圆口布鞋、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马乃健老师。每次走进课堂，平时其貌不扬的马老师就会变得神采飞扬、妙语连珠。我们都喜欢上他的语文课。在马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，我先后三次参加《中学生》杂志社举办的“八十年代的中学生”“我喜爱的……”“为中华之崛起”等全国性征文比赛，《我的“三大推论”》《小天鹅》《少林寺弟子》三篇文章连续在比赛中获奖。后来，我的第一篇小说《一朵月季花》在《中学生》上发表，散文《眼睛》入选全国师范生《文选和写作》第三册教材。有了这些成绩，我在学校成了一个“著名人物”，在许多老师和同学的眼里俨然是一位“小作家”。
我的班主任是高勇老师，他是太仓人，长得浓眉大眼，为人热情，视学生如自己的孩子。临近毕业分配的时候，在淮阴市电教馆工作的陈建三老师来到学校，想物色一名应届毕业生，文字水平要高一点的，到电教馆从事电视脚本的文字编辑工作。高老师得知这个消息，立即找到陈老师，热心推荐了我。陈老师在了解我的情况后，很中意我这个人选，正式向学校提出了要求。那些日子，一想到将来能有机会和自己最喜爱的文字打交道，我就觉得周围的世界开满了鲜花，散发着芬芳。
可惜世事难遂人愿。这一年暑假，省教育厅下发通知，要求我们这一届中师毕业生，一律分配到学校去做教师。就这样，我的文学编辑的梦想，未能开花结果。
1984年，我来到古城淮安县，在这里的一所学校当了六年教师。自从踏上这片历史悠久、文脉厚重的土地，我就一刻也没有停下追逐梦想的脚步。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，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，都被我用在了读书和写作上。
那些年，我和文友王正龙、张佩铭合作，在省级文学期刊《乐园》发表了第一篇两万字的中篇纪实文学，另有几篇中短篇报告文学入选四川文艺出版社的《黄海之滨风流录》；在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兼编辑秦菲的支持和帮助下，我在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《崛起》上连续刊发了四五篇报告文学；因为在创作上小有成绩，翔宇基金会授予我“文艺创作奖”；著名小小说作家王海椿以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为题，对我的创作情况进行专题报道。
也许是命运对勤奋耕耘者的回馈，那段时间，梦想一次次地向我伸出希望之手。
那时，电视机还没有普及，遍布城乡的是大大小小的广播喇叭。每天早上、中午、晚上，广播喇叭会准时响起，播新闻、讲故事、放音乐，听广播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道精神食粮。朱建强老师是县广播电台编播部的一位文字编辑，为人热情随和，工作严谨负责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是广播电台的一名“忠实粉丝”，隔三岔五会跑到编播部投稿。每播发一篇稿件，朱老师就会给我开出一张两块钱的稿费单。时间长了，我和朱老师成了文友。
在古城的许多文友中，姚克连老师是特别有才情的一位诗人。他当过飞行员，转业到地方以后成为《淮安报》“文峰”副刊的编辑。他很有激情和想象力，写出来的诗别有意境。每次读他的诗，或者听他朗诵自己的诗，总觉得他的诗更有“诗味”，更容易感染和打动人。除了写诗，我对姚老师印象比较深的有两点：一点是他的一绺小胡子，一说话就有节奏地抖动，似乎精美的胡须里面也隐藏着诗歌的韵律；还有一点就是他的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每次签发稿件或者稿费单，姚老师都习惯用毛笔，那豪放飘逸的字里行间流淌出充满魅力的“诗意”，让我惊羡不已。我来古城后写的第一篇散文，题目叫《深夜，十字街头的馄饨担儿》，就是经姚老师编辑刊发在《淮安报》上的。
陈民牛老先生曾是淮安县的文联主席。他是一位慈眉善目、德高望重的作家，著作丰硕，还特别关心和提携了许多文学后生。我就得到过陈老先生许多热心、无私的帮助。那时县文联创办了两份文学小报，一份叫《桃花垠》，一份叫《知音文学》。陈老先生信任我，经常让我去做两份报纸的业余编辑，我从中收益颇多。
陈民牛、姚克连、朱建强三位老师，既是我的文友，也是我的伯乐。在我们或长或短的相处当中，他们逐步认可了我的为人和文字，也深入理解了我埋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梦想，于是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，满怀热情、费尽心思地向有关部门推荐，想把我调到他们身边工作。就在这个美丽的梦想快要实现的时候，命运却又一次跟我开了一个玩笑：当地的组织部门相中了我，把我调了过去。于是，这个美丽的梦想再次与我擦肩而过。
1997年，我由县级淮安市委组织部调入淮阴市委组织部，接手部刊《淮阴组工》的编辑工作，一直持续到2004年。在从事部刊编辑的8年时间里，终于有一片光亮，照进了我梦想的天空。
《淮阴组工》是市委组织部的一份业务部刊。刚接手时，我发现该刊物从头到尾刊登的都是组工业务文章，可读性不高，在全市影响力不大。我下决心改变这一现状。经过一番调研、思考，在时任部领导陈从亮、王庆元、刘广忠、戴继民等支持下，我大刀阔斧地对部刊进行了改革，刊名更改为《干部之友》，大幅增加时事政治、社会热点、精品文摘、文学艺术等方面内容，还聘请一位美术家来设计四封和内芯版式。
经过这番“改头换面”，部刊真的“脱胎换骨”了：可读性和文化品位明显提升，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反响。特别是在增添文学亮色方面，我做了一些尝试：和市作协合作，开办了《樱花园》文学专栏，每期推出一位省作协会员的文学作品；开设《小说阅读》专栏，每期选登一篇“官场小说”的故事缩写；打造《卷首语》，每期精选一位作家在为人处事方面的经典散文或随笔；组织组工干部当中的一群文学爱好者，去古都西安开展文学采风活动，在《干部之友》编发了一组“西安采风”作品专辑，我在采风活动中也写了一篇名为《秦岭三问》的散文。
去年退居二线以后，我重新被激发了写作的热情，开始了文学创作，并和许多报刊的文学编辑交上了朋友。
可以这么说，正是因为有了文学编辑这个美好梦想的长久陪伴，一路走来，我感到生活充实、内心充盈，人生变得丰满而有乐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