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上接A1版）“功莫大于治河，政莫重于漕运”，运兵、运粮、运盐，运河治理和运输时刻牵动着国家的经济命脉。

如此一来，淮安理所当然地成为交通枢纽、商贸重镇。

那么，何为枢纽？不同视角下，答案自然有所区别。对朝廷来说，人畅其行、货畅其流是最大的利益。而对城市而言，其繁荣需要人、物、资金的周转流动，故而更仰赖外部的人、物、资金的驻留带来人气和商业。

据《续纂山阳县志》载，“漕都居城，仓司屯卫，星罗棋布，俨然省会”，“夏秋之交，粮艘衔尾入境，皆停泊于城西运河”，漕业之盛可见一斑。

枢纽之“重”还可以从一些数据中窥见一二。清代，朝廷一年财政收入约千万两白银，其中通过漕运征收的在70%左右。乾隆年间，运河沿线临清、淮安、扬州和浒墅四大榷关，平均每年各关税收为50.5万两，而淮安关最高，达62.3万两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大额税收、盐利的利好叠加，使得淮安当之无愧地成为维系漕运发展的“心脏”。

如此一来，便更能理解“扼河、漕、盐、榷、驿之机杼”的内涵：正在于淮安是前现代中国水运体系的一大枢纽，正在于水运体系事关粮、盐等国家经济命脉。为了服务漕运、盐运和其他大宗商品运输，淮安形成了庞大的运河伺服系统。例如，为了维系河道，就有河务官员驻扎；为了署理漕运、中转漕粮，就有漕运总督衙门的设立和漕粮仓储设施的兴建；为了辗转于不同航路，就有官员、商人和船夫的停留，继而有繁荣的商业；等等。

此外，经济的发展还催生出文化的繁荣。明清两朝，仅河下古镇就出过67名进士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三鼎甲齐全；淮扬菜系、山阳医学、山阳琴派等闻名华夏；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名著，三部与淮安渊源深厚……

从运河式微到重焕荣光

因水而兴又因水而衰的城市叙事，已成为谈论淮安时绕不开的话题。随着大运河水运功能的衰落，淮安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沉寂。

清末，因战乱及维护不力致使河道淤塞，加上海运、铁路等运输方式的兴起，辉煌的漕运逐渐成为历史。《淮安府志》记载，淮安自海运后，“云帆转海，河运单微，贸易衰而物价滋”。随之而来的，淮安不再是经济中心，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青岛等沿海城市成了新的“弄潮儿”。

进入20世纪，陇海铁路、津浦铁路先后修建。两条铁路以徐州为交会点，分别向东西、南北延伸，和黄海岸线、长江航道一起，对现在的苏北、苏中地区形成了近似“口”字型包围。借用唐德刚先生的比喻，因为江海运输、铁路运输形成“口”字型的枷锁，淮安进入了历史的“三峡”。河道仍是那个河道，但枢纽地位的下降，使淮安外向发展的通道陡然逼仄起来。

不过，淮安并没有一直沉寂下去。1992年12月，宁连一级公路马坝至武墩段正式建成通车，实现了淮安境内高等级公路零的突破。这并非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却在淮安交通史上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笔，可谓百年初澜。此后，淮安“高速梦”“飞天梦”“高铁梦”“轨交梦”“高架梦”相继照进现实，在百余年的运势沉浮后，“腹地淮安”变为枢纽之城——公路运输枢纽、高铁枢纽、内河航运枢纽、航空货运枢纽……

与之相应的是，淮安经济总量全国排名不断跃升，近年来已经来到全国第50名—60名区间。这一简单的事实背后，是淮安构筑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世纪雄起，是枢纽角色与城市运势共进共荣的时代交响。

善作善成的淮安，一定能交出利用综合交通优势高质量发展枢纽经济的精彩答卷，为实现城市复兴梦想贡献充满爱与诚的奠基礼。

（配图：在淮安这座拥有亚洲最大水上立交的城市，南来北往的船只平稳有序通过京杭大运河航道。■淮安融媒记者 王昊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