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在修缮中的施耐庵罗贯中著书处的“耐庵书屋”院墙外，有一处王道生住过的旧屋。王道生何许人也？“耐庵书屋”墙外为何有他的旧屋？这要从王道生写的《施耐庵墓志》中的“先生家淮安，与余墙一间，惜余生太晚，未亲教益，每引为恨事”这句话说起。从此段话来看，王道生不仅是淮安人，而且其居所与施耐庵生前居住的院落（现在的淮安大香渠巷6号施宅）仅一墙之隔，两人是邻居。

那么“惜余生太晚”又没有得到施耐庵“亲教益”的王道生，是如何写出《施耐庵墓志》呢？这又得从王道生在福建建阳巧遇施耐庵的门生、《三囯演义》作者罗贯中说起。

王道生在《施耐庵墓志》中说：“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，同寓逆旅。”从中可知，罗贯中和王道生是在福建相遇的。两人为何会在福建相遇呢？《施耐庵传》《罗贯中传》中也有相关叙述。施耐庵在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农历三月初二病故前夕，特地嘱托罗贯中找刻印店将他写了40多年的《水浒传》刻印出来。施耐庵病故后，罗贯中旋即离开淮安，到南京、苏州、杭州、成都等地寻找刻印店刻书。可店主们读了书中的内容，竟然都不敢承接。后来，罗贯中听闻福建建阳自唐宋以来便是刻书重地，书坊林立，且当地雕版印刷水平远高于其他地方，便带着老师的《水浒传》书稿和自己写的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书稿前往福建建阳。福建建阳多家刻书店的店主看了书稿后，都觉得写得很精彩，艺术性也高，可没有一家敢承接。

相传，罗贯中因两本书始终刻印不成，便来到路边一家小饭店内，一边喝闷酒一边叹息。邻桌一位道士见他不住叹息，便上前询问缘由。罗贯中便将十多年来为刻书四处奔走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道士。道士从罗贯中的话语中听到了淮安、王肇庆等地名、人名后，激动地拉着罗贯中的手说：“我是淮安人王道生，做典当生意的王肇庆是我亲叔。我因幼年患病，许愿进入我们家西边的太清观修行，这些年来云游各地为重修太清观化缘，已有十多年没有回淮安了。你我今有缘在此巧遇，实属缘分。”罗贯中听说这位道士是淮安人，又是与他们师徒交情深厚的王典当的亲侄，觉得非常高兴。交谈中，罗贯中不仅讲述了师傅施耐庵的身世，还讲述了他们创作《水浒传》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的情况，两人一直聊到小店打烊。

王道生邀请罗贯中一起投宿在一座城隍庙道观内。王道生告诉罗贯中，此处的道长德高望重，与地方官员关系密切，又因观中经常刻印经书而熟识当地刻书界人士，或许可以请道长帮忙联系刻书。不过，因朝规森严，两书还是没有刻成。

道长阅读《水浒传》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后，爱不释手，组织庙中道士数十人誊抄了两书。此间，王道生便陪着罗贯中在建阳一带游山玩水。

正是罗贯中在闽巧遇王道生，多年以后，才有了王道生写的《施耐庵墓志》。王道生在《施耐庵墓志》中写道：“去岁，其后人述元先生，移柩南去，与余流连四日。问其家世，讳不肯道；问其志，又唏嘘叹惋；问其祖，与罗贯中所述略同。”这段话中的内容，在《施耐庵传》书中得到了印证，书中写道：“到明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，施耐庵的长孙施文昱（述元）,在王肇庆孙子王寿轩的帮助下，把施耐庵的墓迁到白驹场西落湖，并请淮安人王道生写墓志铭。”也就是说，王道生在福建结识罗贯中后，并没有写《施耐庵墓志》，而是在施耐庵去世50多年后、施耐庵的孙子去迁坟时，才写了《施耐庵墓志》。

王道生在《施耐庵墓志》中写道：“公讳子安，字耐庵，元末赐进士出身。官钱塘二载，以不合当道权贵，弃官归里，闭门著书。死之年七十有五，而余尚垂髫。先生之著作，有《江湖豪客传》（即《水浒传》）。每成一编，必与门人校对。”这段文字，对于我们了解施耐庵、罗贯中的生平及研究《水浒传》,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。

综合《施耐庵传》《罗贯中传》《淮安文学史》等书的内容，我们可知，在罗贯中去世150多年后，其后裔再次带着《水浒传》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书稿到福建建阳，在当地为官的兴化人宗臣（施耐庵生前在兴化城住过，相传还修缮过兴化城墙，口碑很好，后裔有人一直居住在兴化）的帮助下，《水浒传》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才在福建建阳经过雕版印刷问世。

据《施耐庵研究（续编）》载，王道生写的《施耐庵墓志》最早发表在1928年11月8日出版的上海《新闻报》副刊的《施耐庵世籍考》（作者胡瑞亭）一文中。文中还提到，王道生写的《施耐庵墓志》原在白驹施氏族谱中，同时公布的史料中还有一篇《耐庵小史》，作者袁吉人也是淮安人。